關於圍棋

圍棋是一門藝術,自古“琴棋書畫”並稱。書法不僅與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相通,而且與圍棋也有諸多相通之處。 圍棋起源甚早。根據我國古籍記載,圍棋大約是在堯、舜、禹時代發明的。先秦史官為貴族編寫的宗譜《世本》中記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 國外的一些權威著作也認為圍棋起源於我國的原始社會末期,如《大英百科全書》記載圍棋於西元前2306年左右起源於中國;《美國百科全書》記載圍棋於西元前2300年由中國發明。 實際上,圍棋起源的準確時間,在我國仍沒有定論。因為尚未在與堯、舜、禹相應時期的仰紹文化遺址中發現足以令人信服的實物證據。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發現在甘肅永昌鴛鴛池遺址中出土的原始社會彩罐上繪有類似圍棋盤紋的圖案,這些圖案畢竟不是圍棋棋盤的實物,但多少能給我們一些啟示。一般認為,圍棋的初級形態起源於已經發明瞭文字的堯、舜、禹時代是較為可信的。國外所認為圍棋發明的年度為西元前2300年或2306年,也大約是堯的時代。

至春秋戰國時代,圍棋就已經十分流行了,並與“樂”“書”等其他藝術門類共同成為“六藝”。圍棋自古稱作“弈”,《論語•陽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孟子》一書中有三處提到圍棋,利用圍棋的道理闡述自己的思想。

元虞集在《玄玄棋經序》中說:“夫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圓之象,有陰陽動靜之理,有星辰分佈之序,有風雷變化之機,有春秋生殺之權,有山河表裏之勢”。這段文字全面地概括了圍棋所蘊含的宇宙意識。圍棋盤的設置,可以說就是對宇宙的抽象模仿。按氣象學的理論,氣候每隔5天有一個較明顯的變化,所以每5天叫做一候,全年有72候。每年又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90天。四季變化周而復始,變化週期是365天,即一年。農業生產就在這個週期中運行。其他社會生活以及整個宇宙中的萬事萬物同樣具有週期性變化的特點。棋盤的外周72路,象徵全年的72候。棋盤除天元外,可以縱橫分為四等份,每份90個交叉點,每份與一季相仿。除天元外,棋盤有360個點,與一年天數大約相仿。正中一點叫天元,表示派生一切的根本,據于中央向四方推演,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而棋子360個,黑白相半,以法陰陽。“法陰陽”是圍棋棋理的根本。道家把宇宙發展變化的原因歸結為矛盾,把矛盾概括為“陰陽”,又把“陰陽”直觀形象化為太極圖即黑白魚。表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斷運動變化,產生矛盾,但又相互依存,從而推動宇宙的向前發展。試看一盤圍棋的棋局,就是黑白相間,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無處不存在著矛盾,相互制約,又相互依賴。道家思想的最初萌芽與圍棋起源誰先誰後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二者是同源的,這個“源”就是宇宙。也許圍棋給道家理論的形成以啟發,也許圍棋創造之初並沒有那麼多的含義,而是道家給圍棋注入了新的內涵,也就是玄妙的、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識。弈者在弈棋的過程中感受到一個超越表像世界的廣漠無垠的大空間,感受到宇宙內部的生命意味,其心中的意境好象回到最原始的、混沌初開的宇宙中去,完全把自我與宇宙融合到一起,仿佛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梁朝《述異記》中記載:“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下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局未終,童子指謂之曰:‘汝斧爛柯矣’!質歸故時,已及百歲,無複當時之人。”這就是著名的“爛柯”的傳說。故事給我們描繪了一種超越時空的“仙界”中事,這是和勝負無關的一種境界。一盤未終局的棋竟在恍惚之中超過百年,這種時空的變化,給人一種生命的滄桑感,令人回味,令人感歎。

圍棋深受“兵法”的影響。蘊含著玄妙的宇宙意識。自東漢以來,學者們曾一再指出:圍棋即“兵法”之類,並從兵法的角度詮釋圍棋。班固的《弈旨》是我國現存的關於圍棋理論的最早的一篇專著,就以戰爭的實例論述圍棋:“……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危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三分有二,恝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之後更有人仿照《孫子兵法》寫出《棋經》,即《棋經十三篇》。這樣,使得圍棋的棋理更多地與兵法相融合。隨著歷史的演進,戰爭的連綿不斷,兵法理論不斷地充實,棋理也受兵法的影響不斷發展、創新。這是圍棋曆幾千年不衰的主要原因。

“達其情性,形其哀樂”是人的一種本能需要,同時也是藝術的共同本質。反過來說,藝術的表現也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露。《棋經十三篇•度情篇第八》說:“人生而靜,其性難見;感物而動,然後可辯,推之於棋,勝敗可得而先驗。”元嚴德甫、晏天章解釋這句話說:“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而理亦賦焉。其靜也,寂然不動,故未發之情為難見。其動也,感而遂通,故已發之情為可辨。推之事物,莫不皆然,而況於棋乎?”⑶嚴德甫、晏天章還認為“夫勢之所在,皆其情之所發,因其勢而度其情,則勝敗之兆可知矣”。⑷由此可見,圍棋的本質功能是在於表現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的流露,在棋枰上表現為各種各樣的棋勢,對手可以因其勢而度其情,所謂“棋如其人”。由於對弈雙方在對弈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彼此的性情特點和變化,可以溝通雙方的內心世界,達到交流感情的目的,因而圍棋有“手談”的美稱。一切藝術的風格都與藝術創造者的性情有關,繪畫、文學、音樂、雕塑等莫不如此,歷史上產生過許多風格鮮明的棋手,令人賞心悅目。例如清代著名的兩位棋聖施襄夏和範西屏,兩人為同時代人,同為棋界宗師。二人性格迥異,施襄夏“性拙喜靜”,而範西屏則天資聰穎、倜儻任俠、瀟灑不群,所以二人的棋風也相去甚遠。施襄夏是功夫型棋手,算路精密細膩,風格穩重老練,善於“長考”,於棋理有精避透徹的認識。而範西屏則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他的棋更多地表現為創造力的迸發,而不是功力的深厚積累,是一位感覺型的傑出代表。清文學家袁枚形容二人下棋說:“然施斂眉深思,或日昳未下一子,而西屏嬉游歌呼,應畢則咍台鼾去。”⑹民國裘毓麟在《清代軼聞》中評論說:“範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不失尺寸。”兩種風格各有長短,範西屏“靈變有餘,細密不足;”施則反之。二人同為棋聖,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當湖十局》。雖勝負各半,但由於風格的不同,後人還是喜歡範西屏的較多。袁枚曾說:“餘不嗜弈而嗜西屏”。⑺實際上真正讓袁枚著迷的是範西屏的性情魅力。

圍棋是一門藝術,同時也是一種遊戲。在漫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程式化的東西,如下棋的規則,還有許許多多的所謂“定式”。定式,我國古代叫“套子”。“套子”如武術中的套路,是一種已成格局的方法方式,即程式。襲用前人的形式,就叫做“套”。圍棋的定式就是棋家經過長期的實踐,認為最合理的局部下法而總結出來,被人們普遍認可應用。“定式”在圍棋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象一種接力棒,使得初學圍棋者不用在低層次長時間摸索。與書法一樣,圍棋的程式,即規則和定式,也具有不確定性,也是階段性的產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會不斷否定舊的,產生新的。例如勢子制度的取消,就是反映了圍棋規則的一種不確定性。因為“勢子”制度長期以來極大地限制了棋手的思想,其佈局階段只能在現在所說的“對角星佈局”的範圍內向前發展,因此古代佈局著法單調平凡,缺少變化,只是到了中盤,棋手才有了自由創造的新天地。勢子制度在日本的德川幕府初期由日本棋界最早廢除,開始採用佈局的自由落子制度,我國在民國初期才正式認可這種新的制度。另外,日本還改“數子制”為“數目制”,但在中國沒有完全被認可。

“定式”更具有不確定性。定式可以說只是棋手的一種思維準則,棋手參考這個準則思考自己的應手,即在定式的基礎上進行臨場的靈活發揮。因為定式的前提是對弈雙方均不出現錯誤的兩分局面。而實際的對局中,不出現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一方出現“過分”或“緩手”時,另一方隨即偏離定式,向更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否則死套定式,那就違背了藝術的“模糊性”特徵,必然導致失敗。 不只定式如此,棋局的每一著,都具有模糊性特徵。棋手每落一子,在棋盤上都有許多個點可供選擇。經過慎重考慮,棋手只能選擇他認為最合理的一個點。在對弈過程中,需要精確計算的時候是不多的,特別是佈局階段,大都需要棋手憑一種“感覺”行棋。所謂“感覺”,就是一種模糊性思維。而這種“感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棋手當時情緒和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每一著棋並不能做到非常準確,反而下出“緩著”或“昏著”也是常有的事,就象書法中的敗筆。

正是由於圍棋的這種模糊性特徵,使圍棋的變化極其繁複,所以《棋經》說:“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傳曰:‘日日新’”。棋手們在千變萬化的棋局中,下出了許多驚人的妙手,也有非常痛心的遺憾,圍棋的巨大魅力就在於此。